冬日暖阳洒在天津鞍山道老建筑的墙上。天津城建大学学生王奕旭从包里拿出一个书本大小的设备，对准了一栋百年前的欧式建筑。随着设备上的指示灯规律闪烁，墙体走向、窗棂纹样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教师杨悦常带着学生，背着激光扫描仪穿梭于历史街区与红色旧址。“我们做的不是简单记录，而是在为建筑建立一份全方位的‘健康档案’。”她解释说。
天津有877幢、总面积达126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如今，为历史建筑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测绘与存档，已成为天津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的一项基础工作。
既要厘清历史，也要记录当下
走进天津城建大学革命丰碑展馆，会看到一幅特别的天津地图。地图上密布着许多光点，每个点都代表一处红色旧址。
“这些光点背后，我们做了很多考证工作。”天津城建大学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兰巍，指着其中一个点说。由于城市的更新，许多历史建筑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文献记载某次重要会议在某街某号召开，但我们查阅房管局的原始档案，却发现那个门牌号的建筑建成时间要晚好几年，这就需要我们去一一核实。”
“记忆会模糊，门牌会更改，但建筑立在土地上的坐标是唯一的。”兰巍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搜集散落在党史文献、老地图、旧报纸、电话号码簿乃至口述回忆中的线索。
除了厘清历史，记录当下的真实状态同样关键。为此，兰巍团队决定建立一套高精度的建筑遗产三维数字档案。这个档案的意义在于定格。“就像为一位老人拍摄一张极度清晰的照片，记录下他此刻最真实的样貌。这既是未来任何修复或研究工作的依据，其本身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团队成员杨悦说。
赋予历史建筑数字生命
“我们正在做的，是为不可移动的遗产，建立可以永久移动、无限复制的数字生命。”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哲这样描述他的工作。在天津北部的蓟州区黄崖关长城，他和团队正利用多架无人机进行测绘。一架搭载热红外相机的无人机穿透植被，寻找地表古代墩堡的痕迹；另一架则进行厘米级精度的影像采集。
通过这种全景扫描，他们不仅为长城建立了覆盖超过7000公里、包含海量影像的全线实景三维数据库，更在数据比对中，发现了古人从干旱地区到湿润地区不断演进烽火传递方式的智慧。这项庞大的数字工程，让跨越千年的长城建设历史得以在数字世界中被重新认知。
对于已经消逝的红色遗址，数字复原更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兰巍团队在尝试复原已完全被拆除的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遗址时，搜集到少量历史照片和老地图。
“我们像侦探一样，通过校正老地图中相关街区的布局肌理复原建筑的里弄空间形制，再进一步利用数字建模反复推敲，以达到建筑复原效果与历史图像的高度一致。”兰巍说，“我们会根据照片里窗户投射的光影角度，推测房间进深；根据窗外远处烟囱的轮廓，反推建筑某些细部的大致方位。在软件中经过无数次搭建、修改、推倒重来，当数字模型与老照片终于能严丝合缝地对上时，那种激动，就像亲手触碰到了消逝的时光。”
让城市留下记忆
“大家扫一下二维码，就能让这座小楼在你们的手机里‘站’起来。”在天津城建大学革命丰碑展馆里，志愿讲解员王奕旭正带着一群中学生参观。孩子们纷纷举起手机，屏幕上，一栋三维建筑模型展开后，内部结构甚至当年的陈设都清晰可见。书本上的历史，瞬间变成了可观可感的影像。
在展馆里，观众可以“走进”虚拟复原的中共北方局旧址会议室。杨悦介绍，所有的数字模型都准备好了接口，“下一步我们准备让观众戴上VR眼镜，完全‘沉浸’到历史现场中去”。
“我上学路过洋楼时，还‘熟视无睹’，以为就是简单的西式建筑。”王奕旭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加入兰巍团队后，参与了鞍山道片区的测绘工作。“现在再路过这里，我看到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更是一部立体的史书。”他说。
“依托天津深厚的红色资源禀赋，我们发挥建筑类学科专业优势，扎实推进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深入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不断焕活天津红色文化，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天津城建大学副校长杨静说。
保护的目的远不只是留存风貌，更在于优化功能、延续其服务当代生活的生命力，惠及百姓日常。在金街，在泰安道，在五大道这些古建集中区域，天津大学的文物建筑修复专家把“沉睡”多年的安立甘教堂改造成时尚的艺术中心，还让一大批历史名人的小洋楼华丽“变身”，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公众面前。“未来我们将利用数字建模等先进技术，对天津百年建筑开展修复设计和监测保护工作，让科技为建筑的活化利用提供支撑。”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凤梧说。
（光明日报记者 王艺钊 吕慎 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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